摘要: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文学创作和实用写作的传统范式，引发了文学和文化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催生出新的文学生产主体和新的文本生成模式。人工智能介入的文学为人类提供乌托邦般的情感寄托，同时，文学的实践主体也开始融入“非人”的因素，产生“类文学意识”。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文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是当前一项重要学术议题。

摘要:产业数字化是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与新中国成立76年来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水平极端落后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赶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立足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情，积极把握数字经济特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产业数字化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具有独特优势：总揽全局，前瞻把握产业数字化发展方向；集中力量，突破产业数字化的堵点与难点；统筹兼顾，解决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新问题、新矛盾；人民至上，探索产业数字化与人民福祉协同共进的道路。

摘要: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铁路改革尤其如此。1986年起，为摆脱铁路系统内外交困的局面，铁道部主动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大包干”。大包干改革赋予铁路系统更大的主动权，激发了铁路职工的积极性。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铁路改革也受到行业内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尽管大包干完成了包干任务，却未能将铁路带上发展的快车道，其最终被实际搁置。中国铁路大包干改革，促使社会各界深入思考当时国家铁路政策的取向、铁路快速发展所需资金的筹措方式以及铁路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为其后铁路事业的快速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

摘要:物理主义是受现代自然科学支持的世界观，是支持现代价值观、幸福观、发展观的世界观，属于自然主义思想传统。物理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万物都是物理的。随着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主义——物理主义的一种——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计算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思维的本质是计算，心灵（mind）就是计算机，甚至整个宇宙也是个巨大的计算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反驳了计算主义，但仍坚持决定论的物理主义。计算主义和彭罗斯等人坚持的物理主义预设了数理还原论和完全可知论。还原论和完全可知论是物理主义的要害。根据还原论和完全可知论，人类征服自然恰是其本分，但建设生态文明必然要求人类放下征服自然之剑，努力使人类文明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此意义上讲，物理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思想障碍。根据量子力学和复杂性科学，数理还原论和完全可知论是大可置疑的。作为方法论的还原论是必不可少的，但还原论未必是世界本身的生成或构成法则。如果大自然总是随时涌现出新事物、新结构、新秩序，那便意味着大自然并非被永恒不变的数学法则所精确决定，人类科学也不可能穷尽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摘要:效能式消费是基于简约节约、有效有度与提质增效的新式消费，它是适应美丽中国之生态文明建设的减污降碳之消费模式的集中体现，是以适当效能式消费是促进生态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表征，是推动美好世界完善之消费基础的关键手段。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增绿降碳是效能式消费主要特征，反向趣味消费是效能式消费新现象，生活美学消费是效能式消费新趋势。效能式消费伦理的意蕴涵盖努力提振消费、积极扩大内需、推动绿色消费升级、倡导适度休闲娱乐性消费等多个层面，其建构路径为努力培养绿色低碳消费习惯、全面推动绿色经济落地、积极倡导简朴生活方式。

摘要:作为19世纪末最早接触并积极认同演化生物学和生态学思想的学者之一，格迪斯也是最早尝试将生态学基本原理引入对人类社会与文明形态系统分析的思想家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主要关注格迪斯的城市规划思想，较少关注其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以“环境—功能—有机体”为研究框架的环境思想。实际上，在其环境思想发展过程中也蕴含着对生态文明理念的早期探索。尤其是他基于对传统西方式工业文明的深刻批判反思，在20世纪初就提出超越工业文明的“旧技术”阶段走向基于生态规律和生命逻辑的“新技术文明”这一重要观点，可谓发生态文明思想之先声。对格迪斯环境思想与新技术文明观的深入研究，将大大拓展生态文明理念溯源与思想史研究，为生态文明的全球推广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要:中国古诗的英译，大概有四种策略：逐字的翻译，押韵的翻译，形似的翻译，自由的翻译。就中国译者而言，押韵的翻译，占据多数，所谓格律派译者。译者常言“以诗译诗”，但究竟何谓“以诗译诗”？一般认为，译诗只要押韵，便是“以诗译诗”，其实并非如此。译诗，不见得非要严格遵守原诗的文字和音韵，而是要忠于原诗之诗意、之意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诗译诗”。译者只有采取灵活而诗意之手法，才能真正“以诗”译诗，译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佳作。另外，押尾韵，并非判断格律体译诗的唯一标准，头韵、元音韵等，如果运用足够密集，也当归于格律体译诗之类。译字、译音、译形，都必须服务于译意，译意是译诗的最高境界。

摘要:“家国情怀”作为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特色政治术语典型代表，其长期多元且规范缺失的英译现状严重阻碍了跨文化传播。“家国情怀”历经数千年演变，吸纳不同时代精神印记，层累多重语义，兼具结构、伦理和情感等多重维度。其翻译存在多种版本，对其五种主要形式进行跨文化接受度实证调查，结果显示：“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因平衡“家-国”双重维度及责任情感表达，接受度最高。对于“家国情怀”这类蕴含文化独特性的术语，简单套用目标语既有词汇或浅层直译，难以实现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平衡，理想译法应在保留核心要素、传达深层意涵的同时，兼顾目标语的语义适配性与受众认知习惯。

摘要:秉持对政治复杂性的基本判断，奥克肖特对政治的伦理性保障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由此，奥克肖特建构了“个体道德”与“法治”理论体系，为把握和处理政治活动间的公私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不过，个体与国家的二元性结构缺乏稳定性。这致使奥克肖特在《论人类行为》中对人类最基本的联合关系进行哲学阐释，其依托于历史哲学与观念论的视角，为道德、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提供融贯且稳定的坐标系。政治的伦理保障必须立足于“公民联合体”框架之下，唯其如此，才能建构具有历史性与逻辑性的政治伦理。

摘要:以宗教动力学来界定儒学是学界首创，其提供了理解传统儒学的全新视角。作为宗教动力学的儒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乃是由于它以超越的终极性实体“天”为前提、以自孔子到孟子的儒学发展为载体、以内在的心性存养工夫为方法。作为宗教动力学的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也是一种宗教形态，某种意义上说，它完成了对“儒学是伦理学”和“儒学是宗教”的双重建构与超越，是对以往“儒学是宗教”观点的“接着讲”。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不是中共建党先驱们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建党之日突然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特定历史条件、时空范围内创党建党活动中孕育形成的革命理想、信念、情感、意志、品格的总称。伟大建党精神起源于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觉醒的伟大时代，溯源于五四爱国运动，发源于上海、北京等重要地区，来源于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相关的革命先驱们，根源于创党建党的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起源、时间溯源、空间发源、主体来源、实践根源的研究，弄清伟大建党精神具体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实现“双碳”目标，必须以法治化思维和方式推进。在法律规范层面，“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皆不可或缺，需要二者兼备。在部门法层面，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的协同共治，尤其应发挥环境法、能源法、技术法、经济法、涉外法和行政法的综合治理作用。

摘要:系统观念是引领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重要原则。基于系统观念，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适度法典化”再造，应在“整体论”与“系统构造原理”指引下，明确生态环境法典的“领域型法典”深层次性质，即在“领域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其“行政立法领域”性质，从而确立法典编纂的中心目标应聚焦于生态环境行政领域，而非“诸法合体”。在系统运用编纂方法上，应明确“适度法典化”的“适度性”界限与程度，为完善法典编纂提供可操作性指导。在系统设计体例架构上，应在“适度性”上框定法典的架构范围及其法典化内容，适度提高法典的体系性。

摘要:田野文是熤园学术共识体在田野学、田野规划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文体，其既是适应信息时代学术创新要求之所需，也是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所需。田野文融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为一体，兼具学术性与应用性，其吸收了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等科学文体与散文、纪实文学、影视文学等艺术文体的优点，既具有严谨的学术性与可信性，又有一定的艺术性与可读性；既有学术成果的格式化特征，又具有易于传播的灵活性特征。信息化时代，田野文已成为传统文化田野调查中广泛使用的基础性工具。

摘要: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一直致力于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他在学术生涯后期将目光转至叙事文本中的动物，着重考察故事世界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旨在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思考生态、环境、物种、家园、共同体等现实问题。为了说明叙事学如何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本质和范围，赫尔曼借助“自我叙事”的概念，具体分析了短篇小说《上与下》中主人公是如何通过与动物产生交际，继而融入它们的世界，来建构“自我叙事”和使生成生物中心化成为可能。据此，赫尔曼提出了“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的理念。其不仅符合当前叙事学领域在建构新理论上的发展趋势，还表明叙事学本质上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是一门贴近生活、反映生活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