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重要儒家学术典籍《仪礼》《周礼》《礼记》，后人号称“三礼”。三礼有一个中心，就是“礼”。三礼对礼的论述有一个根本点，就是强调礼立足于人情。礼不是用来治人的，而是用来养人的。养人不是统治好百姓，而是领导好百姓；不是让百姓受苦，而是让百姓幸福。养不只是让人民物质生活上不匮缺，还要让人民精神生活上丰富。精神生活有着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充分体现出那个时期人民对审美的认识与追求，其涉及审美胸怀的“天下”观、“生态”观，涉及审美理想的“中和”观，涉及审美主题的“礼乐”观，涉及审美疆域的人生观。三礼文化蕴藏着儒家美学的基本内容，是中华美学的重要源泉。三礼中所说的礼制虽然已经消失，但三礼的精神仍然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存在，其审美意识更是化为中华民族集体意识，延续至今。三礼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形态，它的美学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美学。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46年来，财政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由“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实现了财政职能的转换；由统收统支财政体制转型为分税制财政体制，实现了财政体制的巨变；由单一式财政预算转型为公共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预算性质的改革。这三大财政改革成为新中国财政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摘要:我国利用外资法律制度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无到有逐渐完善。具体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1979—1991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初步建立起利用外资法律制度；1992—2000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利用外资法律体系；2001—2012年，加入WTO前后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利用外资法律制度；2013—2024年，为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完善利用外资法律法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法律制度建设呈现出法律制度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不断相适应、立法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利用外资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外贸水平，是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思想相结合的成功实践。

摘要:中国“通人之学”对于知识的追求不局限于专门领域，而是致力于通方知类，并以达于整全之道为最高宗旨。章学诚的知识观深受中国传统“通人之学”精神的影响，其“六经皆史”说表现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致知取向，集中反映了这一精神传统的历史传承。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与中国“通人之学”精神在近现代仍有历史回响。从现代学术视野来看，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提供的正是基于“通人之学”精神而谋求一种臻于整体之知的为学之方。当今，中国“通人之学”传统在新时代融会了新知识，且生发了新枝芽。

摘要:21世纪以来，日本共产党在新的斗争形势下积极进行探索，日共在23大和日共28大上对党纲进行了两次重大修改，这两次党纲修改尤其是2020年的党纲修改集中反映了日共21世纪以来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创新。日本共产党2020年《党纲》指出，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其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引发各种全球性问题，大国间的霸权竞争导致紧张局势；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日本社会处于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以后，日共将在全体国民的支持下开辟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日本共产党2020年《党纲》反映了日共在适应国内政治形势、迎合更广泛选民，从而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目标的策略变化，该党的未来发展值得期待。然而，日本共产党2020年《党纲》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存在偏颇之处，其政党理论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发展可描述为三形态：原始自发型主体、阶级自为型主体和社会自觉型主体。

摘要:通过构建绿色金融与生态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对2010—2023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绿色金融与生态旅游业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我国绿色金融和生态旅游业综合指数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两个系统的耦合度逐步提高，相互影响逐渐增强；耦合协调度水平逐渐进入勉强协调阶段；相对发展度也呈现上升趋势，整体处于同步发展阶段。在空间维度上，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在绿色金融与生态旅游业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方面保持领先优势，而相对发展度方面则较为落后；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情况则相反，但总体发展趋势呈现向好的态势。据此，建议相关部门根据各地区区域发展需求和资源禀赋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构建跨部门的深度合作框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以助推我国绿色金融与生态旅游业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

摘要: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通过测度产业协同指标，探讨产业协同发展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其对中心城市的正向影响强度大于边缘城市；产业协同可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其中，产业协同对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强于对边缘城市的推动作用；产业协同的调节作用能增强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程度，其放大了数字经济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据此，建议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强化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助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人才培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摘要:《民法典》第1084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适用难题，包括是否征询子女意愿、子女应否参加庭审、子女意见的法律性质、法官主被动审查子女意愿等问题，其源于家事案件的二元性、子女意见征询机制缺乏诉讼法规范、专业性审判团队配备不足等因素。上述适用难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类案异判、裁判不当、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等不良后果。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部分司法管辖区在未成年子女意见表达权、意见征询程序、意见征询机制上都有显著发展。我国应在审视司法实践与借鉴域外法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未成年子女意见征询机制，贯彻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在家事案件中的合法权益。

摘要:在本体视角下，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编程与建模、人工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具备支配行为的“物化”意识人格要素；通过大数据的自我意识分析，具备基于因果功能联系的目的人格要素，其人格要素与自然人具有一致性。在社会视角下，人工智能在特定的行为领域中基于自身意识所作出的行为可以与特定的人与事物产生有限的联系，因而具备有限的社会人格要素，具有特殊性。因此，人工智能具备自我意识，能支配行为实现特定目的，进而在特定的行为领域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在此前提下，基于人工智能具备的有限社会人格要素，可创设强制学习劳动、销毁程序、缩减行为领域等针对人工智能犯罪的刑罚措施，以满足人工智能犯罪主体的刑罚适应要求。

摘要: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通过对科技至上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书写，使科学技术的双面性与伦理问题得以呈现，丰富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表现范畴。中国当代生态作家不仅聚焦科技至上带来的全球性现实生态问题，而且还关注科技至上对人类思想观念的危害与束缚，并对科技至上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摘要:五四运动退潮之后，湖南现代话剧家继续追随五四时代精神的余绪，尝试从反映过去时代的人物、事件等“古事”的小说、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攫取呼应启蒙主义精神的主题。无论是取材自曹雪芹《红楼梦》的《访雯》，源自民间神话《白蛇传》的《白蛇与许仙》，出自施耐庵《水浒传》的《潘金莲》，还是改编自汉乐府民歌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的同名话剧，他们均以现代眼光、现代观念、现代心态和现代方式，对这些产自过往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予以重新审视、解读与书写，其间体现出湖南话剧家群体创新、开拓的思维方式，不畏挑战传统的胆识以及身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人道主义精神。

摘要:鲁迅的《阿Q正传》揭露了旧势力对底层民众的精神束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全景式展现了底层民众“翻身”意识的觉醒过程。其以土地革命对旧观念、旧道德的冲刷，作为实现底层民众“翻身”的动力之源；以作品中人物形象“复杂性”与“典型性”的统一，表征底层民众“翻身”意识觉醒的诗学方法论。由阿Q而黑妮、侯忠全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揭示了底层民众“翻身”意识觉醒的必然性与实然性，回答了底层民众“怕”的终结问题，其与《阿Q正传》构成一种具有内在美学张力的诗学互动。

摘要:人工智能在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人工智能风险具有高度的人为性、不可预见性、隐蔽性及不安全性等特征，其会对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少年群体在社会、教育、心理和行为等方面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催生出如AI网络暴力、AI媚俗色情内容、AI信息窃取等诸多网络不文明现象。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青少年网络文明建设带来的风险，应掌握治理主动权，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引领下创新科技治理手段，全面提高青少年媒介素养。通过强化国家在场和“软法柔治”的方式，构建以平台为中心的网络内容多元共治体系，构建针对网络暴力的综合治理体系，健全“自媒体”账号的全流程管理，解决好新技术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治理难题，努力构建向上、向真、向善、向未来的青少年网络文明系统。

摘要:报纸作为一种“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的传播媒介，是塑造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和军队形象的重要阵地。《人民日报》抗洪抢险新闻通过大量客观真实、鲜活生动的事例，塑造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与召之即来的忠诚卫士、英勇无畏与能堪重任的钢铁长城、关爱百姓与甘于奉献的人民子弟、秋毫无犯与军纪严明的文明之师、上下齐心与内外协同的团结劲旅等光辉形象。受灾议题与救灾议题的主次权衡、英雄叙事与常人叙事的有机联合、我者视角与他者视角的双重运用、事实真实与情感真实的统一诠释，共同构成了抗洪抢险新闻塑造人民军队形象的基本策略。坚定灾区百姓对战胜天灾的信心决心、强化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核心地位、增进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内在认同，则是抗洪抢险新闻塑造人民军队形象的多重政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