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具有突出的政治经济地位。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循序渐进、不断深化。每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都受这个时期的发展要求和改革条件制约，都需要智慧和勇气。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国有企业改革难度最大，首当其冲，而且决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平衡。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主义矛盾变化和经济发展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新形势新任务，国有企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党建引领、战略安全、监督考核和积极灵活、主动创新、科技领跑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增强了核心功能，提升了核心竞争力，彰显出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体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46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程虽然艰难，但取得了显著成功，其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了公有制是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突破单一公有制教条，允许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发展，将其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之后，非公有制经济得到更大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活跃市场、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自身的不规范问题以及与公有制经济的矛盾，也引发了争议。对此，中央于2002年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并在市场准入、要素使用和产权保护等方面颁行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重点支持民营经济，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红利，实施减税降费等支持政策，全力为民营经济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艰难转型的复杂形势下，中共中央以更大决心力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更充分发展，但支持其发展应采用法治的手段，同时要注意辨别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矛盾背后更为复杂的其他矛盾，对症下药，以法治的方式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形成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摘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和斗争中，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对“两个必然”的实现充满信心的同时，在现实的发展有利于实现“两个必然”的条件下，推动“两个必然”思想进入新境界，要展现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肩负的崇高责任和表率作用，发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主体作用，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宣传。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结合既非硬凑，也非“拼盘”，更不是概念、范畴的简单复制。从二者结合前的历史语境看，19世纪后半叶开始，“合取”思潮的渐行与“两种文明”的式微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打开方便之门。从二者结合前的文化语境看，中国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失望与期望、对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向往与反思，这两种矛盾心理的弥合为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提供文化机缘。由此，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又批判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既解答了中华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质疑，又弥合了中国民众要拯救民族传统、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又不能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实现的两重心理意愿。其拯救民族方式上的特殊要求预示了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历史必然。

摘要:延安时期红色歌剧是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夺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殷切期许，其内在的道德感化功能是革命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延安时期红色歌剧在团结性道德叙事和革命性道德叙事上意义显著，其激发人民群众的团结意识和斗争意志，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增强社会凝聚向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延安时期红色歌剧对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培育高尚道德情操、激励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赓续和实现延安时期红色歌剧的道德感化功能需要从认知、媒介和实践上下功夫。

摘要:基于2010—2021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县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泰尔系数、Tapio脱钩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关系。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分别表现出波动增长和持续缩小的演化态势；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发展水平大于片区均值的县域单元数量有所减少。2019年前，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脱钩类型为强脱钩；新冠疫情时期，弱负脱钩类型的县域单元数量急剧上升。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存在旅游发展水平向城乡收入差距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据此，建议加强县域间的横向联系，建立健全旅游利益联结机制，发挥旅游强县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促进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

摘要:以长沙地铁三号线1期为例，采用特征价格法，从可达性特征、建筑特征、配套特征3个方面，计量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对周边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1.25 km范围内，长沙地铁三号线对周边住宅价格溢价影响显著，其均价提升约8.2%；在1.25~1.75 km范围内，其对周边住宅价格的影响有限。同时，其对周边住宅价格的影响在不同行政区域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溢价效应由湘江新区洋湖板块向河东沿江板块递增，传统板块内增速放缓，再由传统板块向长沙县松雅湖板块递增。据此，政府应完善相关区域的交通配套设施建设，房地产企业应根据与站点的距离进行差异化楼盘开发；另外，可采取综合开发模式，以减轻政府地铁建设的财政负担。

摘要:“码上治理”这一新兴数字化治理方式在乡村的实践，契合了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码上治理”在乡村政务公开、巡察监督、保障帮扶、整顿治理、群众自治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数字素养相对欠缺、传统观念与数字治理思维相冲突等先天融合困境，以及缺乏整体规划、数字治理失范、信息安全风险等后天产生的新问题。对此，应通过加强乡村数字治理顶层设计、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筑乡村数字人才支撑体系、搭建乡村数字应用多元场景、建立乡村数字治理考评机制、提升乡村数字安全保障能力等策略优化发展路径，赋能“码上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摘要:中小城市大学生本地就业面临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地方就业市场供需失衡、本地产业发展政策与毕业生匹配度不高、地域偏见与家庭认知局限等诸多困难与挑战。这些困难与挑战源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家庭和个人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为有效推进中小城市大学生实现本地就业，需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家庭-大学生”等多元动力机制，加强政策激励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提升就业指导服务、促进情感文化认同，以增强大学生本地就业的“保障力”“承载力”“引导力”“凝聚力”，从而提升大学生本地就业的意愿和成功率，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120余年来，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传播，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歌谣中具有三个维度的文化意义，即毛泽东是革命理论的建构者,是救国道路的开拓者，还是为民服务的实践者。听觉符号中毛泽东形象的传播，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了民族情感认同，形塑了民族共同理想，并在引领政治生态健康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要:王家卫电影的文本语言独树一帜，尤其注重表现主人公的情感流向，在诗意化叙事场景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其运用抽象的文字符号进行表意，使得数字与时空、意象与记忆、独白与情感产生互联；运用错位的技法进行编码，使得文本语言与外部声响、人物行为和镜头场景之间呈现出矛盾的表意结构，在冲突中增强了情感表现；运用诗性语言解蔽真善美，使得文本语言中潜在的“情景合一”“理性超脱”“把握此在”内涵在叙事空间中得以充分显现，带给观众丰赡的人生启示。

摘要:在智媒时代，传播主体、渠道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其给厘清综合社科类出版机构的信息传播行动者网络以及其如何与受众建立稳定强关系的传播网络等问题带来挑战。基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9家综合社科类出版机构微博账号发布的信息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智媒时代综合社科类出版机构微博传播网络信息由信源发出后，经意见领袖和平台进一步传递至普通用户；在这一过程中，意见领袖具有桥接作用，其通过日常互动将信源和受众间的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且呈现圈子式的网络特征。

摘要:从文人日记的相关记载看，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一时间成了畅销书，成了广受文人阅读的历史论著。《读通鉴论》的集中阅读时段是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后的同治年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戊戌变法前后，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救亡图存成了时代唯一主题，《读通鉴论》史学思想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晚清思想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每到历史转折时期，《读通鉴论》都会成为热读书籍，其流播也越发广泛。

摘要:《乐记》总结并诠释了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其“致乐以治心”这一重要观点，强调音乐是人所创作的一种声音艺术，并从多方面深刻影响人的身心塑造。其认为，“致乐”可使伦理得以彰明，使人气性平和；更重要的是，“致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感，最终助推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从粗野之人向文明文雅之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