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学术上来说，生态美学作为美学是不能成立的，其原因在于：从文明发生学来说，文明与生态是天敌。从审美发生学来说，美在文明，不在生态。从审美本体学来说，审美是人的自由意识；审美是主观的，而生态是科学的对象，它是客观的。造成生态美学成立的两个误区是：将生态审美看成自然审美；将生态审美看成生命审美。生态与审美只能在生态文明的统一上实现兼容，而这属于生态文明美学的范围。环境美学是生态文明的生发地，它们都是文化美学，但是生态文明美学是全局性的美学、时代的美学，而环境美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生态文明美学的主体在环境美学。生态文明美学是一种新兴的美学，它以生态文明美为核心范畴。这种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色彩，生态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调控作用。生态文明美学的核心是清晰的，但边界是模糊的。生态文明美学的建构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而进行，其前途无量。

摘要:海南全岛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黎族苗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以经济-文化为主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由初期农耕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化，使得其农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基础设施迅速改进、教育文化水平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迅速地拉近了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并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措施，既符合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充分联系了黎族苗族地区的实际，因而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益，其亦给当今推动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摘要:摘　要：《中国建设》杂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办刊原则，将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相结合，广泛采用新旧对比的写作手法和借助外宾的表达方式，从政权、民生、文化三个层面构建出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政府与人民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政权形象；百姓生活日益改善、妇女地位不断提升的民生形象；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文教事业不断发展的文化形象。其构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外宣实践，为新时代对外宣传与国家形象构建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将教育视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地位论、教育特色论、发展方向论、根本任务论、改革动力论、对外开放论和队伍建设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立意高远，对于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新境界、深化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发展规律新认识以及提供世界各国发展教育事业宝贵经验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经过孕育、萌芽、形成、成熟和深化发展五个时期，这期间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主要目的、根本原则、科学方法和基本态度都作了系统的阐述，逐渐形成了系统科学的调查研究思想内容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体系。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于准确把握党情、国情和世情，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基于互联网OTA平台景区销售数据综合测算县域旅游发展水平，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9—2021年湖南省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扩大-缩小-扩大”的“N型”趋势双重门槛效应；在同一发展时期，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略高于城镇居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发达县旅游发展更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旅游发达县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据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多元化产业振兴机制并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挥旅游联动效应，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摘要:以根源性、在地性、历时性为标准，对湖南省国家级和省级乡村非遗项目进行筛选，并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以昂普理论（R-M-P）为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各评价单元的乡村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湖南省乡村非遗类型分布不均衡，传统技艺与民俗类乡村非遗占比较高；湖南省乡村非遗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西部集聚、南北部集中、东部较少”的特征，形成1个集核区、3个带状高密度区和多个中密度区；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整体利用潜力大，但地区性差异显著。据此，建议高潜力区将乡村非遗资源与热门旅游景点有机结合，并借助乡村非遗节庆和民俗活动，推广乡村非遗项目；中潜力区借助特色文化活动，开发乡村非遗文旅路线，并加强与周边地区联动，开发跨区域的乡村非遗旅游路线；低潜力区加强乡村非遗项目的挖掘、整理和申报，推动乡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机制创新。

摘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摘要:对近年来百余件真实案例的分析表明，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虚假信息”认定模糊、主观要件认定缺位以及结果要件认定迥异等恣意入罪的问题。为贯彻刑法谦抑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必要对本罪客观要素“虚假信息”之意涵进行法教义学限缩，对本罪主观要素“确实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实施次数、是否获利以及身份经验等进行综合认定，对本罪结果要件“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应在区分网络场域的前提下进行危害性有无的实质认定，从而避免该罪适用的“口袋化”，实现该罪适用的有理有据有度。

摘要:以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最小从属性为理论依据的共犯归责模式本质上遵循的是连带性共同归责思路。由于网络犯罪参与已经从单中心型转化为多中心型，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共犯在事实上无法从属于正犯，连带性共同归责已不现实。因此，应当提倡单独归责模式，承认网络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与受助者无关，将研究重心放在提供网络帮助行为本身的非法性、提供帮助者的有责性以及各正犯化罪名本身所保护的法益上。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出具有刑事政策依据与实质依据，适用该模式不会造成本应以共犯处罚的行为人逃脱处罚，也不会间接扩展共犯的处罚限域，“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竞合条款也不会被架空。

摘要:营利性民办学校因其运营模式和目标以提高教育质量、增加教育机会和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而具备公益属性，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公益性税收优惠，但实践中其税收优惠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憾。具体而言，在立法层面，缺少明确与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定，税收优惠制度依据效力位阶低下，税收法律体系内部协调性不够完善。在实践层面，存在税务机关执法时忽视营利性民办学校公益属性的现象；相关税收优惠规定笼统，且缺乏全方位的税收监管机制。为此，应制定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健全和规范民办教育税收体系，构建起全方位的税收监管机制，以促进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

摘要:形式是构成文本的重要一环，伊格尔顿引入形式概念与意识形态相连接，意图回答文本中被现存社会秩序遮蔽的话语问题。伊格尔顿反思英美新批评讨论形式问题时的精英主义立场，重新将形式自上而下地与政治和社会相连接，这种连接需在形式具体化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事件被截取，但虚构的文本却能够达到更高的真实。这种真实以由作者个人经历所决定的作者意识形态为基础，能够打开被社会秩序所遮蔽的话语空间。遮蔽话语的还原需借助意识形态的意指作用，审美批评则是还原的实践路径。伊格尔顿文艺形式观是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纵深发展，并对如何解决英国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回应。

摘要: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40多年时间里，冯至小说《伍子胥》多次发表和出版，从而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版本。其中，1946年文生本、1955年“诗文选”本和1985年选集本之间的文本异动最为复杂。文生本体现出一种诗意和现实性相互杂糅的状态，其是20世纪40年代历史语境下冯至逐渐抛弃玄思而转向现实的结果；“诗文选”本大量删改了《伍子胥》中涉及感觉和沉思的内容，客观上淡化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冯至按照政治要求改造自我的决心；选集本剔除了渗透在“诗文选”本中的政治话语，重新恢复了一部分文生本中被删改的内容，在客观上保留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新时期话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言说的排斥，是冯至再次否定“旧我”的结果。

摘要:在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推行文明开化与强制同化的政策背景下，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在其历史罗曼司作品《奇瓦部族的酋长》中对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跨种族的共同体构建进行了讽喻式书写。就共同体的领导者而言，西姆斯融合了美国当时诸多流行的男性气概范式，塑造出具有骑士精神的白人贵族精英形象作为理想的种植园主阶层载体；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文化适应，作为对19世纪中期美国对印第安人强制性教化的反动，被当作共同体建构的主要手段；通过印第安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坚守的呈现，西姆斯深入思考了如何利用印第安性来丰富跨种族共同体的身份构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