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29(1):1-8.
摘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从实现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战略目标出发,从以工业为先导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建设、农业向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等产业关联性方面,对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实现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构建起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回答了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如何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命题,其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的实践表明,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城乡关系的讨论,不能仅仅看到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支持而弱化了其发展能力,还要看到工业为农业提供现代生产要素而提升了其发展能力,以及为农村提供现代生活用品而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
2024, 29(1):9-15.
摘要:《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启动后,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个指导乡村全面建设的长期规划,文件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对于新中国的乡村建设,毛泽东主张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各项社会事业等多方面入手,其基本思路包括: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组织依托,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农民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工农城乡互相支援为重要保障。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的部署和主张,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24, 29(1):16-23.
摘要:探究“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层哲理,推动了对规律研究中重大问题的再次讨论。第一个问题,历史规律是否遵循自然规律?这一问题关系到探寻社会规律的方法。长期被忽视的自然规律可能性这一视域可以用来解释历史规律的条件性和主体选择性,也可用来把握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与具体道路的选择性的统一。第二个问题,规律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关系到规律与事物基本要素的关系,其解答有助于厘清社会规律孕育、产生、发展的条件。第三个问题,主体能否创造规律?其涉及科学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历史活动的“为我关系”“从它关系”、历史活动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历史活动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等层面的关系。第四个问题,主体如何认识和掌握规律?一些掌握规律的路径值得重视,如从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到可重复的规律、从心理动机到“背后的决定因素”、从个体之力到“社会合力”。
2024, 29(1):24-32.
摘要: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之间不是直接的亲缘关系,而是经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嬗变过程,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中间环节。分析福克斯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理论关系可以更精准地把握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福克斯在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进行重构的基础上,以“数字劳动是否是异化劳动—如何对数字劳动的异化状态进行微观分析—如何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状态”的逻辑理路,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劳动思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从法兰克福的“超距”偏移中又逐渐向马克思靠拢。
2024, 29(1):33-39.
摘要:基于宋明儒家敬畏思想的整体梳理可知,敬畏不仅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工夫和心境。敬畏心境是将天之生于人的性理发明为己身主宰,表现为心处于“诚”且“专”的状态。敬畏心境与敬畏情感、敬畏工夫两者之间存在本末、先后以及体用关系,把持和修行敬畏的情感和工夫可以涵育敬畏心境,持守敬畏的心境也可以使敬畏情感得以中正、敬畏工夫得以自然。敬畏心境也有其独特的涵养之道,一方面可以通过“系心于一事”、“一心在理上”以及“必有事”的工夫为己身确立主宰,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在格物致知中致以“精一之功”使己身之主既“诚”且“专”。
2024, 29(1):40-47.
摘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对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农业与物流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对三系统2021—2030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农业、物流业三个子系统综合指数和总体综合指数大致呈增长趋势;三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依次增高;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2021—2030年,预测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水平将不断增大,发展速度也将逐年递增,预计到2030年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据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农业与物流业的投入,分区域制定相关政策,各区域加强合作力度,培养专业化人才,以共同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效协调发展。
2024, 29(1):48-54.
摘要:为了有效识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的影响因素,基于交互视角,从事件特征、预防能力、控制能力、恢复能力等4个方面,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DEMATEL方法识别影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的关键因素。最后,通过实际案例,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原因度和中心度进行了分析,识别出关键影响因素,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2024, 29(1):55-66.
摘要: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信贷融资成本在ESG表现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样本中,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政府应建立并完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企业也应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的ESG表现水平,以共同促进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024, 29(1):67-75.
摘要: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引入会计稳健性探究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储备财务柔性能提高企业绩效,特别是在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财务柔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会计稳健性能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据此,企业应从动态视角来关注财务柔性,增强储备财务柔性的意识,并提高对会计稳健性重要性的认识,以提升企业绩效,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024, 29(1):76-85.
摘要:王国维的“境界”并非是对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征的界定,而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意象、意义、形上四个层次的全方位评价。所谓境界,即表现为语言层次的天然性、意象层次的直观性、意义层次的世界性、形上层次的生命性。所谓有境界的文学作品,就是用天然之语言、真切之意象,直观地创造出一个艺术的世界,由此传达出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之深刻而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而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境界”说是一个语言、意象、意义、形上的四重有机整体,不可以拆开研究。
2024, 29(1):86-94.
摘要:沈从文既是知名的现代作家,亦是出色的报刊编辑,其一生参与编辑的正式刊物计20种,且多为主编。考察沈从文的编辑活动史,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所刊发文章的核心作家群体,可以发现,他对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尤其是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新秀)情有独钟、青眼相加。沈从文如此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家,与他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密不可分,背后饱含着他深刻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2024, 29(1):95-102.
摘要:“阈限空间”指一种临界的、边缘化的他者空间概念。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诗人朱英诞也随古城进入“阈限”状态。无题诗本身带有的形式意味、古典意蕴,以及隐晦朦胧、模棱难解与虚空孤寂等中国式美学特征,实为朱英诞带着双向他者视角进行“言与不言”间丰富探索的有效工具。朱英诞“与古为新”的无题诗,使得沦陷之阈限空间,藏纳了矛盾性、混杂性与不确定性,具有了包容性与扩展力,并展现出中国诗人的“另类现代性”追求。其在帮助诗人建立起自我阐释世界新框架的同时,亦暗含着诗人于北平沦陷时期对存在之真实状态的坚守,以及对独特美学精神的追求。
2024, 29(1):103-108.
摘要:蔡锷出身于贫寒的农村家庭,年少即深切感受民众疾苦,早年立志救国救民,确立了“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他顺应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发动和领导了昆明“重九”起义;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阻止了近代中国历史倒退,“再造共和”。蔡锷用一生践行初心,并为之贡献了人生最为宝贵的生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回顾蔡锷坚守初心的人生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2024, 29(1):109-115.
摘要: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清朝“中兴四大名臣”,有关他的文献整理和资料编撰自光绪年间起,主要是为整理其生前著述、官方修传和私家传记等,但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针对彭玉麟的学术研究一度陷入沉寂,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日趋活跃。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竞相鉴用新理论新方法,并开展跨领域研究,借以拓宽学术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明显激增,但也存在《彭玉麟集》增补录工作进展缓慢、彭玉麟与晚清水师关系研究不足等缺憾。
2024, 29(1):116-124.
摘要: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