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生活异化状况的考察，从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属性、保障人类社会属性的健康发展、建立在生存且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三重维度出发，建构起美好生活的内涵。区别于纯粹的理论建构，《共产党宣言》同时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实践路径，即消灭私有制，挖掉剥削制度存在的经济根基；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发挥无产阶级主体力量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作用。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产力并举、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积极践行与发展《共产党宣言》中美好生活观。

摘要:“三大差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辩证分析不同性质社会中“三大差别”的矛盾性质、发展趋势和解决之道，探索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缩小“三大差别”进行了接续探索：正确分析我国“三大差别”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确立扭转“三大差别”扩大趋势的目标，探索缩小“三大差别”的现实途径和方法。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时代缩小“三大差别”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缩小“三大差别”进行了伟大实践，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机遇、新挑战，高校必须更加重视大学生的历史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增强“四个自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校开展“四史”教育是大学生历史教育的重要抓手。当前，高校“四史”教育存在教育主体的全员性彰显不充分、教育过程的全程性体现不均衡、教育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不到位的问题。教育是灵魂工程，要抓好“四史”教育就要尊重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从“三全育人”视角出发，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四史”教育的全面落实。

摘要:两汉罪己诏是皇帝自省的特殊文本，也是两汉时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发挥着服务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治理作用。两汉罪己诏的罪己看似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归咎自责，但文本的展开却是从名实关系角度进行的不同“深察”；人们通过“观天意”而“循天意”，形成了“名生于真”的规定性，为两汉罪己诏提供了“名顺于天”的逻辑前提，使得罪己形式的治理实践始终以“名号”的真意为准则，通过析名见义、循名求实、揽名责实等方式展开具体的“深察”，进而按照“名伦等物”的价值准则形成治理举措、礼治秩序。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对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两汉罪己诏存在一定的虚伪性，但仍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摘要:基于2013—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研究了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房价收入比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房价收入比对未婚、主观幸福感低、租房和拥有一套住房、东部地区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房价收入比显著降低了育龄人群生育男孩的偏好。据此，政府应积极调控房地产市场、倡导新时代生育观、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控出生人口性别比。

摘要:基于系统理论和协同理论，构建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0—2020年桂林11县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关系，并采用灰色关联法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桂林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两者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但耦合协调度基础相对较差，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有待提升；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公共信息和旅游公共环境是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此，桂林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并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摘要: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依据人口经济理论，从人口的自然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3个维度选取8个前因条件变量，运用fsQCA和NCA方法，探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的人口组态与路径。结果显示：单一人口结构指标均不构成城市高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存在5条路径，即全面提升驱动型、科教驱动型，城镇化-科技驱动型、城市集聚-科教驱动型和科教-老龄化驱动型；科技研发人口是所有组态的核心条件，对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具有普适性作用；七普时，人口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效应更大，且老龄化作用显化，组态和路径更丰富。

摘要: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大数据杀熟”纠纷频发，平台规制成为紧迫问题。目前，我国司法判例对OTA网络平台的法律定位主要有两种：服务中介商或网络服务合同的相对方，“携程杀熟案”即为典型例证。然而，将OTA网络平 台仅仅界定为中介人或者合同相对方，这一判断与网络平台的实际运营特点并不完全匹配；而且，这种界定易导致平台的法律义务远轻于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进而造成网络平台“大数据杀熟”现象日益泛滥。“携程杀熟案”反映了消费者通过民事诉讼限制“大数据杀熟”的传统路径，存在信息不对称、举证困难、赔偿金额过低等基本缺陷。要想有效规制“大数据杀熟”，必须不断完善以反垄断为主要手段的行政规制路径，厘清行政执法主体不明、行政责任混乱等问题，从而弥补传统民事诉讼路径的缺陷与短板。

摘要:非洲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呈现出从“多边化”到“非洲化”的演进特色，而衡平路径的选择称得上是“非洲化”国际投资法的革新特征之一。非洲国际投资法衡平路径的选择是国家经济主权行使与外国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内在平衡需求，是非洲国际投资法“多边化”与“非洲化”发展的衡平器，是实现非洲国际投资可持续发展的“善治”路径。衡平路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监管权与投资保护义务的进一步明文细化，外国投资者可持续发展义务的施加，投资者-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平衡性革新等。基于此，应加强我国赴非投资监管制度的体系化与现代化建设，提升我国在非投资者经营合规管理的自我能力，凝聚各方合力贯彻施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摘要:非罪化现象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但学界对此基本持反对立场。行政非罪化具有其合理性，出罪权的“诉讼过程”配置规律，以及行政执法机关对于行政犯罪案件的先行管辖事实，共同构筑了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的正当性基础。针对行政非罪化案件的管辖冲突，应当根据冲突主体的不同，确立相应的解决规则。非罪化的前提是行为构成犯罪，对于行政非罪化处置程序中涉嫌犯罪的证明，应当根据主客观违法事实，将证明责任合理地配置给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同时，为了控制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权能，还应设置科学的听证制度、集体决定机制以及请示报告制度，以强化其内部控制。而在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处理的情形下，行政非罪化案件与“另案”应当保持事实认定的一致性和法律处罚的协调性。

摘要:审丑散曲；表现类型；品格风貌；文化意义

摘要:孤寂感是鲁迅感触最深的生命体验和进行文化选择的重要心理动因，鲁迅的先觉者思想意识正是以孤寂意识为基底形成的。孤寂意识不仅指向自我审视，还具有个人-他者的内涵，其催生了鲁迅对社会、家庭及个体精神的思考。孤寂意识赋予了鲁迅思想积极的内涵和对自身孤寂命运、复杂思想清醒的自觉。一方面，鲁迅在孤寂感中遭遇精神苦难；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警惕这种孤寂感并对民族之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关怀。这也是其孤寂意识的复杂性所在。

摘要: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主要包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形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典型化手法等四方面的内容,其发展以1917年的欧洲游历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阶段（1896—1917），其立足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视野，注重向西方学习，以培养新国民为宗旨；后期阶段（1918—1928），其立足于文明比较的世界视野，重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以培育美术人为目标。梁启超前后两个阶段的典型思想虽具体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启蒙理想、人格培养始终是其核心要素，发展脉络具有内在连续性，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进特征。其典型思想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础。

摘要:艺格敷词原是古希腊的修辞术语，指一种生动地描述事物的修辞手法，到20世纪中叶，缩小为指对特定艺术作品进行描写的文学类型；20世纪90年代后，其指向文学文本中语言与图像的跨媒介叙事，指语言与图像两种不同媒介在文本中的转换。米歇尔认为，这一转换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艺格敷词的冷漠、希望和恐惧。艺格敷词的跨媒介叙事具有虚构性，其本质上是用虚构克服诗画的“他性”，借此变莱辛划定的诗画相异为语图互通。艺格敷词的跨媒介叙事涉及图像、作者和读者的三角关系，并由此形成了跨媒介叙事的机制：从图像到语言的虚化机制和从语言到图像的具化机制。前者以作者为中心将图像叙事转换为语言叙事，后者以读者为中心将语言叙事还原为图像叙事，二者构成艺格敷词跨媒介叙事机制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