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语》虽为史书，但重在立论，不少论述关涉美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几个关于“美”的概念：其一是“文”，文有多义，其中之一就是“美”。其二是“章”，章有诸多含义，几乎概括了美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其三是“和”，音乐特别看重和，其实不独音乐重视和，各种美的事物均重视和，和是美的本质。和是诸多因素的化合，和的实现是新事物的创造。其四是“美”，《国语》对“美”下了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美”的基本性质：无害，有利，合德，成礼，可观。其五是“貌”，《国语》认为“貌”是重要的，但“言”比貌更重要，言是心之声，心决定言，因此，最重要的是心。《国语》的“美”论几乎集先秦儒家“美”论之大成。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立党兴党强党的巨大精神动力，深入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从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逻辑着手，深挖四重逻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而言：从理论逻辑来看，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两个结合”的思想典范；从历史逻辑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昭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实践逻辑来看，伟大建党精神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伟力；从价值逻辑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演绎党的初心使命。

摘要: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重视党的政治建设，特别是不断增强“政治三力”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鲜明特征。以党的创新理论筑牢党员干部“政治三力”的思想基础、用党的初心使命点燃党员干部“政治三力”的精神火炬、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锤炼党员干部“政治三力”的本领、让自我革命增强党员干部“政治三力”的行动自觉，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增强“政治三力”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增强“政治三力”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

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合并已成为乡村治理单元变革的必然趋势。而“合并村”能否通过有效选举产生适合的治理主体，是其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从作为典型“合并村”的湘中L村来看，合并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化、选举社会基础弱化、选民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开展。但L村多措并举，成功消解了上述不利因素，实现了有效选举。L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合并村”实现有效选举提供启示：应采取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政治素养、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等长期措施夯实选举基础；同时，通过树立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制定详细的选举规则等短期方式破除选举困境，实现有效选举。

摘要:为确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师除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化为思维方法、内化为自己的德性外，还应当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两化”的教学模式或手段。其一，采取真正的专题讲授教学模式；其二，以微课、虚拟仿真实践课等补充课堂教学。其次，制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两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其一，确立多元的绩效考核主体；其二，拟定合理的绩效考核要素；其三，推行追踪的绩效考核形式。再次，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两化”的保障机制。其一，严把入口关，确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其二，评优奖优，以榜样的力量激励高校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传道授业；其三，守住高压线，以零容忍的态度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违背师德师风的行为。

摘要:以2011—2019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CEO权力及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CEO权力越大，越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绿色创新在CEO权力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途径中起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了绿色工艺创新在CEO权力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绿色产品创新在CEO权力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据此，企业应合理配置并适当增加CEO权力，重视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深入了解经济政策变动带来的外部风险和反向冲击，及时作出有效应对，以有效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摘要: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促进效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行业竞争中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组慈善捐赠行为的价值提升效果不如非国有企业组显著，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慈善捐赠更能促使企业价值的提升；技术创新在慈善捐赠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融资约束负向调节慈善捐赠的价值创造效果。据此，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融资方式与规模，使捐赠决策取得预期效果；政府应以产权性质与行业竞争为抓手，解决企业创新发展难题，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交流，引导其向“专精特新”发展。

摘要:国家审计是一个内生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信息反馈系统，其职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状态情况与治理效果的信息反馈，对治理体系的稳态作出评价；其通过多种形式的反馈载体，将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效果的偏离情况作出稳态评价并向治理者报告，提出非强制性的纠偏反馈审计意见和完善体制机制的抗扰反馈审计建议。国家审计反馈系统的要素包括反馈过程、反馈对象、反馈方式、反馈时限、反馈内容等，其主要特征为不具有行政强制权力，不代替行政管理、纪检监察、司法等部门的权限，国家审计主体与落实责任主体相分离。

摘要: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认定，实务中出现了证明责任分配混乱、证据资格认定标准不统一、证据证明力难以准确把握的窘境。对此，应以规范说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由主张积极事实或者积极权利的一方，承担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结果意义层面的证明责任，明确区分“抗辩”与“否认”。在真实性的认定上引入直接认定、间接认定、推定和当事人自认等规则，结合案件具体情形进行综合判断；在合法性的认定上注重运用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关联性则要求电子证据与借贷法律关系之间存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关联性。电子证据证明力大小的认定，着重考察可靠性和完整性，对复制件的认定不必恪守原件标准。

摘要:与公司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不科学的成员有限责任制度、残缺的法人财产权以及尚不健全的组织结构设置给部分社员滥用合作社独立地位以可趁之机。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上述合作社制度中的不足，然而相应规则却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处于缺失状态，合作社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还面临种种困境。为禁止社员滥用合作社法人独立地位之行为，需要以《民法典》之禁止权利滥用规则为一般性规范基础，以《公司法》之法人人格否认规则为特别规范依据，并通过最高院指导性案例制度，为合作社类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提供具体操作范式。

摘要:宁调元一生对杜诗极为喜爱和推崇，其在诗歌创作中，以仿杜风、集杜诗、用杜韵和化杜句等独特方式传承杜诗，并继承和发扬了杜诗忧国忧民的创作思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和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其诗歌具有鲜明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是我国近代诗歌中的珍品。

摘要:袁鹰儿童诗语言具有“精确性”与“模糊性”两个特点。在国家文学体制的框架下，袁鹰运用语言的精确性以保障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传输。然而，一旦政治与文学的权重失衡，势必会遮蔽儿童文学“儿童的”与“文学的”的双重特性。袁鹰接续了“五四”儿童文学倡导的“儿童本位”儿童文学观，以模糊语言方式达至“为儿童”的目标。由此，袁鹰儿童诗没有完全异化为政治的副本，其借助融合“精确”与“模糊”的语言策略，在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同时，并未失却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在表述政治图景与彰显文学特性的对位中，袁鹰儿童诗溢出了既定的框架，形构了育化社会主义新人的语言新传统。

摘要: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和中国小说家残雪的《吕芳诗小姐》，都强调身体与精神的抗衡，并视之为人性的矛盾，但两个文本在自然、观念、社会三个层面上具体表达的身体性，彼此又相互矛盾。《达洛卫夫人》保留了性别事实，重新建立了愉悦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抽象普遍性，建立起身体的个体性；构建了无边界、有存亡的身体结构，将身体的意义最终归于精神。其蕴含着伍尔夫视身体为手段的倾向。与此相对，《吕芳诗小姐》则取消了性别事实，重建了激情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个体性，试图建立身体的深层普遍性；建立有边界、无存亡的身体普遍结构，视身体意义为身体本身。其表明，残雪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互为正反命题的两种身体性，构成二律背反关系，体现出现代语境下身体审美化和身体生命化在差异中的并存。

摘要:残雪在创作中广泛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观念和艺术技法，其中阿根廷作家豪尔赫 路易斯 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对残雪文学观的影响尤为深刻。残雪对博尔赫斯的接受，明显区别于其他先锋派小说家拘囿于现代叙事技巧的学习与借鉴。首先，她对博尔赫斯的接受更多的是来源于对个人潜在记忆的注视和灵魂深处的审判，并强调作家是“灵魂的写作者”；其次，她着力阐明无意识世界的复杂性，主张创作理性与幻想并存的“纯文学”；最后，博尔赫斯小说中有一个核心的意旨，即其创作总体指向精神的无限性或时间的永恒性等命题，这对于残雪竭力构建“现代个人寓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摘要:苏州古称勾吴，亦称工吴、句吴、攻吴、姑苏。约公元前11世纪，泰伯、仲雍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其后裔被周武王封为吴伯。其南奔路线，最有可能取“商於古道”，奔至今江苏晋江市一带筑城族居，后与古越部落融合，创造了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文化且具地域特色的“湖熟文化”。吴国建都后，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定都于姑苏（今苏州古城）。姑苏之“苏”，极可能为越语城邑台、宫地名。秦置会稽郡，治吴县，后有吴州、苏州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摘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正确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罗亦农是较早重视农民问题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罗亦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启示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文化振兴，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