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叙事思想是中西文化在叙事领域的反映，要了解中西叙事思想，需先了解中西文化。中西文化的起源不同，个体观与集体观也不一致。从特点看，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综合型、感悟型的，西方文化则是科学型、分析型、理智型的。把握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利于增进对中西叙事思想的理解。中国小说喜欢善恶叙事、较少形而上的思考，西方小说重视挖掘社会、人性方面的问题，形而上的色彩较浓；西方悲剧侧重严肃、崇高，中国悲剧讲究伦理、悲伤；西方悲剧重视体裁的纯正，中国悲剧的文体意识较弱；等等。这些中西叙事观念的差异，都需要从文化入手，才能有比较透彻的把握。

摘要: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生态文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集中书写，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对全球危机的理解与想象。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工业化大生产与水资源危机、空气污染进行了聚焦，同时也在对全球工业化大生产的关注过程中形成了日益明确的生态意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全球危机书写，反映了当代作家的全球一体化意识与关注世界环境问题的承担精神，扩大了生态文学表现视域，传播了生态文化理念，建构了一幅中国作家笔下的世界生态环境景观。

摘要:美国南方作家威廉 吉尔摩 西姆斯的殖民地罗曼司中体现出具有种族包容性的美国性，而非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美国主义，也呈现出较为真实的印第安性。西姆斯将美国性与印第安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为载体予以呈现。在其颇具前瞻性的浪漫书写之下，一方面，美国性侵蚀了印第安性；另一方面，它们也得以融合共存，成为其构建美国理想社会秩序的有益探索。

摘要:《韦护》本质上是一部“自叙传”小说。由于时代的“误读”以及丁玲的多次修改，《韦护》的“自叙传”色彩被长期遮蔽。通过细读《韦护》的初刊本，分析其从初刊本（1930年）到最后改定本（1981年）之间的修改历程，不难发现，这部一度被定位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不仅真实记录了丁玲早年的思想与情感经历，更以其跨越50余年的修改史，见微知著地呈现了20世纪动荡的时代语境中丁玲丰富的内心世界。

摘要:基于ArcGIS软件，运用空间分析法，从公平性和均衡性视角，对全国31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养老机构的空间布局特征展开研究，探究我国养老机构整体发展历程与演化特点，并利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对各县域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萌芽期（1949—1977年）、增长期（1978—1998年）、规范期（1999—2008年）和建设期（2009—2020年）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养老机构总体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较为分散，供给水平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值；我国养老机构空间分布出现多个聚集核心，布局总体呈“品字形”分布，密度由聚集中心向周边地区逐渐递减；按规模划分有效服务半径评价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更为有效，我国东南部地区的可达性明显优于西北部地区，西北部多数为可达性低值区，养老机构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完善。

摘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研究了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关系认同在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负向调节了关系认同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调节了关系认同在职场孤独感和员工帮助行为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基于此，企业应重视员工的职场孤独感并加强管理，采取相应激励措施鼓励员工提高关系认同感，补充自我控制资源，从而降低职场孤独感对企业组织的不利影响。

摘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动力机制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两个部分，外部动力主要为消费拉动力、市场导向力、政府引导力，内部动力主要为企业利益向心力、融合要素渗透力、技术创新推动力。在上述动力影响下，企业层面，以单双向视角，构建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两类企业协同化的融合模式；集群层面，以内外视角，构建点对点、点对群、群对群的融合模式；区域层面，以区域协同视角，构建区域产业联盟的融合模式。基于此，从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和企业层面三个方面，提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保障措施。

摘要:“婴儿安全岛”制度是我国保障人权、践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切实履行国家义务的体现。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婴儿安全岛”的规定内容稀疏，且存在体系性和体例问题，导致“婴儿安全岛”在实践中陷入资金缺口不断扩大、社会舆论分化及弃婴身份信息缺乏等困境，应通过在法律上明确“婴儿安全岛”的合法地位、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大资源投入等措施，实现“婴儿安全岛”的平稳运行和良性发展。

摘要: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特点在于操作简便、准确性高以及可遗传等，该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因编辑的风险。按照基因编辑的目的，可将基因编辑分为治疗型、预防型和增效型三种。增效型基因编辑以及将人类胚胎植入动物体内或将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行为，严重违背医学伦理且造成人类毁灭危险，应属于刑法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其他基因编辑行为也应视情况构成毁坏财物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等。此外，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在相关行政法规中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出现重伤或死亡结果时，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视情况认定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罪。

摘要:关于虚拟财产的本质属性，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的分歧，主要在虚拟财产“物”的属性或“数据”属性上；对于窃取虚拟财产罪名的认定，主要分歧为是盗窃罪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虚拟财产是运营商以二进制01串生成的代码数据，以电磁记录的形式存在，其本质并非财物，以财产犯罪对虚拟财产进行直接保护会导致理论与实践产生诸多冲突。虚拟财产具有数据属性，数据化保护路径可以使其法益保护更周全，使犯罪对象更相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通过保护计算机数据从而间接保护虚拟财产是解决虚拟财产被窃取问题的有效途径，对非法获取该类虚拟财产的，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论处。

摘要:重视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和优良传统。百年党史就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经验，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实践；准确把握爱国主义教育重点对象；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三者高度统一的根本原则；坚持宽广的历史视野，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等。考察党百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进程并总结其基本经验，对促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新时代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遵循执政能力提升规律的必然选择、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战略需要以及形塑百年大党光辉形象的内在要求。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在样态上突出日常化与规范性、方式上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过程中彰显适宜度与有序性、效果上具有针对性与可持续等基本特征。党政机关主管部门要从把握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内外张力、构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制度体系、保障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监督考核、完善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评价激励等方面入手，确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切实提升党政干部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素养。

摘要: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新课题。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探索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的内在规律，把握二者的共性特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举措，进行资源有效整合，用系统思维构建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同频共振、互动双赢的格局，这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良性运行的不二选择。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要从理论层面、操作层面论证其同步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目前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客观现状进行案例分析，从而充分认识：社区教育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与不可或缺的内核要素，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区教育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基于此，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统筹融合路径有强化系统思维的理论准备、构建统筹高效的组织架构、建立完善多元驱动的保障机制等。

摘要:从“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制度性”与“分散性”三个方面看，盘瓠信仰具有典型的“民间”特质，其变迁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变迁提供了颇具典型性的观察案例。改革开放以来，盘瓠信仰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开始有了逐渐复兴之势，但复兴之中的盘瓠信仰如同大多数民间信仰那样，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有进一步“弥散化”的趋势，即它的“宗教性”在逐渐减弱，而“民俗性”在慢慢增强。

摘要:作为1930年代上海的重要媒介，画报利用摄影图像及文字重构都市上海。一方面，画报以高楼、街道、灯光等城市建筑景观为展现对象，其摄影照片大多采用仰视的角度和以远景、全景来构图，通过“景观化”的都市形态，显示都市大众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憧憬与渴望；另一方面，画报以街头为“容器”，通过采用近景和平视方式展现都市平民以及他们劳作谋生场景的照片，构型了都市传统、落后乃至罪恶等“非现代性”色调，表达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某种批判意味。实际上，在1930年代上海画报的都市图像展示中，编辑们常用“并置”方式将“矛盾”的都市形态建构出来，而在图文意义的悖反裂隙中，也不经意间潜藏着其对都市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结构，体现出中产阶层对现代都市既向往又疏离的复杂心态。

摘要: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举行，展会期间600多万人汇聚于伦敦，给处于阶级关系紧张特殊年代的英国增加了诸多不安定因素，维护展会期间的秩序和稳定成为英国政府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伦敦世博会期间，英国警察采取了增加警察数量、制定紧急预案和邀请国外警察援助等安保措施，维护了展会期间的安全和稳定。英国警察在世博会期间的出色表现，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维护公共秩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