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整合TOE框架，以80家上市物流企业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上市物流企业产生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分析三重层面因素影响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和抑制路径。结果发现，在5条产生高创新绩效和4条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中，均存在三重层面之间的替代关系。其中，高创新绩效有“创新-竞争驱动型”“研发-竞争驱动型”“三重层面并驱型”和“结构-竞争驱动型”4种不同模式，且在4种模式中均存在市场竞争势力的共性因素；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势力均为核心变量，在促进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要:采用PVAR模型，利用2006—2018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港澳台除外），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物流业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未实现良性互动关系，物流业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在受到对方变量冲击时均产生正向效应，物流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具有时滞性；3个变量皆易受自身发展状况的影响，并保持稳定状态。由此，在加强物流业服务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同时，要发挥物流业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助力区域经济价值链升级。

摘要:为探析绿色产品的适用消费群体和营销方式，基于自我建构理论，选用绿色酒店广告作为材料刺激物，研究了广告诉求（利己vs.利他）×自我建构（独立vs.相依）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产品广告诉求和自我建构对消费者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具有交互作用，具体而言，独立（vs.相依）自我建构消费者对利己（vs.利他）绿色产品广告诉求的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更高，相依（vs.独立）自我建构消费者对利他（vs.利己）绿色产品广告诉求的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更高；绿色产品广告诉求和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是通过效用感知作用于消费者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达成的，当绿色产品广告诉求和自我建构相匹配时，消费者若拥有更强的产品效用感知，就会引发更高程度的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由此，企业应采用不同的广告诉求方式来匹配消费者的自我建构类别，并将宣传重心放在效用感知上，以提升消费者的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

摘要:从产假时长、产假薪酬、违反产假相关法例之法律责任三个方面，对粤港澳三地产假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建议内地借鉴香港、澳门成熟的立法技术和立法成就，适当减少法定产假假期，取消地方的计生奖励产假，合理设计产假薪酬，加大对违法侵犯女性职工产假权益的惩罚力度，以完善和改进内地的产假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规则对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

摘要: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经历了原始传播、纸质传播、电报电话传播、广播电视传播、互联网传播和智能全媒体融合传播等的熔变嬗变进程，分割成层级分化层级分明的层级传播技术、层级传播内容、层级传播受众、层级传播关系、层级传播管理和层级传播产业，魔幻成层级化个体、层级化群体、层级化组织和层级化社会，组构为环环相扣层级交织互通款曲的层级传播生态。追溯层级传播发展的历史渊源，解锁层级传播相互联系交融串并的逻辑关系，解构层级传播技术与层级传播内容层级传播受众层级传播关系层级传播管理以及层级传播产业的内在深层联系，初创中国“标识性概念”的层级传播理论体系，不仅有助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文化精准传播精细传播层级优选，而且有助于在不同层级传播技术支撑下瞄准层级传播受众施行层级内容配送，在此基础上组建同心同德取长补短的层级传播社会关系，为弥补信息知沟、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有意义的实践求索和理论研探。

摘要:在媒介化社会与消费赋权的时代，偶像产业的生产文本从文化文本逐渐偏转至关注个人价值的社会资本类文本。偶像产业注重建构价值引导力，并被期待能够更多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进而作为文化治理推进的基础之一。偶像产业的主要行动者在社群自治与社会共治两个层面上，通过互动、沟通与协商以及制衡，不断达成社会共识、革新社会文化观念，其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

摘要:《战狼2》的成功离不开对好莱坞类型片编剧模式的学习借鉴，其从“建置”“对抗”到“结局”的每一环节，都严格遵循三幕剧的编剧原则设置。影片通过叙述中国当代孤胆英雄海外营救同胞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强力彰显了中国正在崛起的强国气象，这也使其成为国内对好莱坞编剧技法学习借鉴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并由此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创作领域。不过，该片在编剧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如剧情循规蹈矩、缺乏突破创新、无法避免类型片通病，以及非洲叙事存在认知偏见与优越感倾向等。

摘要:台湾作家林佩芬的长篇历史小说《天问·小说明末》以明朝衰亡为主线，“东虏”大清崛起、陕北“流寇”民变和江南复社士风为副线，显示出全景性再现历史的叙事格局。又以人性阐释历史，剖析了朝廷重臣和复社名士精神蜕败、人性堕落的人格状态，揭示出明亡的历史必然性。作品呈现了历史进程中“沉重的悲哀”和“壮烈的努力”，讴歌了大明将帅浴血疆场的气节和江南名媛洁身自好的情操。作品将王朝衰亡挽歌、人性蜕变哀歌和崇高人格颂歌有机融合，开拓了明清易代题材的审美新境界。

摘要:张翎根据其中篇小说《余震》改写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增补了前作的很多留白。其将原来的苦难主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刻画，并衍生出另一个有关疗愈的主题。一方面，作品通过增加角色的着墨和引入更多的人物，加深了苦难感；另一方面，其在深化苦难感的同时，为疗愈主题的出现做了更大的伏笔，从而使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有了疗愈与宽恕的面向。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中表现的家庭关系之隔膜和撕裂，也是张翎其他小说的重要主题，而以此主题展现出的撕裂和苦难感，成为其移民文学中国书写的一种新策略。

摘要:唐前志怪小说中的人仙恋故事主要以仙女凡男类为主，其又可分为人仙相遇型和仙女降临型两种。人仙相遇型多侧重情感欢愉；仙女降临型则带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其与六朝上清派的存思降真传道之法联系密切。受道教文化影响，志怪小说人仙恋故事中存在世俗化与神圣化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道教人仙恋故事源自世俗又归于世俗的发展道路决定的，其随着道教对女仙的崇尚与改造而产生，最终又随着道教的世俗化而消解。

摘要:1969年至1974年间，牛汉在“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和思想改造。在此，诗人不仅亲历了农村自然风光蕴育的诗情画意，而且感受到淳朴农民身上饱含的深情厚谊，心灵得到大自然的熏陶和情感上的慰藉。诗人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豁达的个性促成他对“向阳湖”作出“诗意的裁判”，并以“咀嚼苦难，反刍人生”的方式创造着诗意。在“向阳湖”的日子里，诗人努发掘生活与生命之美，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与诗歌守望相助，致力于“潜在写作”，其“归来”后的创作成就引人注目，为他迎来了人生和诗歌的第二个春天。

摘要:客歌是壮族根据汉族故事重构的山歌。以名物为切入点，可将客歌的内部建构与外部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名物之名，是建构壮族客歌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建构方式包括增益家畜、鸟类和鬼神叙事，置换故事中的地名、环境和人物身份，以及删减汉族版故事中诸多陌生的名物，等等。名物之实，意指壮族客歌丰富的文化意涵，其具体包括崇尚家畜、鸟类和“尚鬼”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强烈的处所意识等等。以名物为视角对壮族客歌进行研究，揭示出壮族客歌建构的基本路径，有助于壮族人以自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摘要:政党推进自身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政治话题，更是一个关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命题。在《法兰西内战》及其《导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分析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并将主要原因归结于革命中巴黎公社缺乏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法兰西内战》及其《导言》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树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制定科学的执政纲领、加强党内组织纪律建设、提升党的组织成员的素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地位等一系列与政党建设相关的思想。深入研究文本中的政党建设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活动，提升党应对“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能力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导向作用。

摘要:副文本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围绕并伴随正文本，对正文本形成补充与强化，同时协调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基于杰拉德·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通过对《山海经》安妮·比勒尔英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副文本要素及其作用的研究表明，比勒尔译本的副文本在建构文化形象、彰显译者风格、促进译本接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成功于中国典籍外译实践而言，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摘要:《读史方舆纪要》系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名著，对后世裨益颇深，但由于篇幅宏大、流传曲折，传世本中仍有错漏之处。整理本《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记载便存在数量、名称前后矛盾以及错漏情况。究其原因，或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其二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通过相关史料的比对，可以发现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舆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读史方舆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的记载与《读史方舆纪要》所总结的基本相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