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必然，集中反映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客观真理的必然指引，顺应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必然理论进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应然，集中体现在立足世界百年未有的风云激荡，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互动中为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全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应然前景与应然方案给出了独具智慧与气魄的中国解答。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必然为理论应然奠定基础，理论应然推动理论必然深化丰富。习近平外交思想是理论必然与理论应然的有机统一。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研究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态势，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理论渊源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前提、实践目标、价值旨向等几个向度，在学理上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一脉相承；其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在具体可操作层面上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摘要:中国大陆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东南亚研究机构。自1956年第一所专门性东南亚研究机构——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至今，设立于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已不少于30家，主要分布于北京及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东南亚国别政治及国际关系、东南亚经济与文化、东南亚历史及现状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等四个领域。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机构的既有布局及研究成果有利于当地政府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次区域合作，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一带一路”后续发展开辟道路。

摘要:女登是炎帝之母。女登是人而不是神，与神话人物九天玄女无涉。女登是位传说性的历史人物，她生活于距今七千年前后的前仰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替之际。有蟜氏族一女子，与少典氏族一男子通婚而生下炎帝。文献传说，女登“感神龙首”而生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女始祖；民间传说，她发明了蜂业，为中华“蜂业之祖”，还发明了草鞋、蓑衣、围裙等物质文化。炎帝“寻母”“抬母”的传说故事，体现了炎帝的孝道精神；女登所创造的女登文化成为姜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女登祭祀中的排灯会、抬社火等民俗文化与女登、炎帝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开发和利用女登文化这一独特文化资源，对提升农民精神素质，塑造村容村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神农氏，传为远古部落联盟首领，又称神农氏部落。通过两汉、先秦相关文献，并结合出土文物情况，可初步推断出，上古传说时代的南方、北方都存在神农氏部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等载引，炎帝传为神农氏后裔，其出生地望有甘青说、宝鸡说、淮阳说、曲阜说、随州说等五说。通过文献梳理及出土文物证实，随州历山说最为可靠。

摘要:炎帝文化研究经过一段时间拓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瓶颈期，需要从本体论阶段进入价值论阶段，文化传播已成为炎帝文化价值研究的核心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炎帝文化传播经历了纸媒传播、影视媒介传播、文化产业实践跨界传播三个历史时段。步入互联网时代后，全新媒介环境对炎帝文化传播框架、话语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社交化传播、短视频化传播、产业电商化、APP化传播等，成为新时代炎帝文化传播可以延伸的策略或方式。

摘要:中阿两国建交以来，阿尔巴尼亚许多文学作品通过汉译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集《母亲阿尔巴尼亚》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作映射出社会主义事业在阿尔巴尼亚崛起和崩塌的历史巨变过程，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主义情怀，以其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不乏启迪和警醒意义。

摘要: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的诗歌的翻译，大致可以划分为20世纪初、五四时期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等三个阶段。对尼采诗歌的翻译表明，中国的尼采翻译有着鲜明的选择性倾向，这一倾向强化和凸显了“文学家尼采”形象；正是“文学家尼采”而非“哲学家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现代一些作家的创作从尼采诗歌中吸取了情节模式、人物形象、思想主题与文体形式等元素。

摘要:伊拉克作家伊本·穆格法以印度《五卷书》为原本编纂的阿拉伯寓言故事集《卡里来与笛木乃》，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五四时期以来，其在中国受到译界广泛的关注，迄今已有多种译本，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寓言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摘要:土耳其著名诗人希克梅特创作的诗剧《爱情的传说》讲述了动人的爱情故事，其把土耳其封建社会阶级关系作为诗剧的历史背景，不仅鼓励人们打破封建等级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由的爱情，还赞扬了主人公费尔哈德对广大人民的爱，作品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爱情的传说》在1950年代传入中国，在其传播过程中，颜梅华等对其进行了连环画改编。颜梅华版的连环画在人物塑造、情节叙事、场景描绘诸方面对原作进行了匠心独具的改编，是不可多得的连环画佳作，其与原作交相辉映，有力地推动了希克梅特诗剧《爱情的传说》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其在中国的影响。

摘要:自工业化建设大幕开启之时，如何持续激励工人投入生产，就成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苏联采取通行的物质刺激方式，以计件工资制对工人进行激励；中国则长期实行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激励措施，通过劳动竞赛、先进表彰、越级提拔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激励，并取得了较好的激励效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党组织的有效领导和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是精神激励措施能够产生效果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企业激励制度偏向于对管理层和核心技术团队的物质激励，而精神激励相对不足，亟需在企业中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做好引领与管理工作，使精神层面的激励作用转化为实际工作中高度自觉的执行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工业领域开展了以提前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节约生产资源、提高工矿企业生产效率为主要目标，改革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湖南工矿企业积极发动工人群众，通过严格执行作业计划、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发动爱国劳动竞赛、改进企业管理制度等方式，节约材料，增加产量，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湖南工矿企业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改善了湖南省工业生产状况，推广普及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强了生产作业的过程管理，同时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教育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良好风气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摘要:我国竞技体育赛场中的恶意犯规频繁出现。从2010年至2019年中国篮协与中国足协作出的133个“违规违纪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若抽离出竞技体育赛场，部分恶意犯规行为已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而行为人却并未承担刑事责任，这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错误的宣示效应，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刑法的缺位源于刑法理论的错误适用及竞技体育行业的过度自治。恶意犯规的本质为故意伤害，对恶意犯规的认定要在具体竞技体育项目的语境下进行。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刑法的介入应当以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为宗旨，只有满足相应前提条件、时间条件、主体条件、限度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才具有正当性。在《民法典》确立“自甘风险”原则、促进全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背景下，建立事前预防、事中介入、事后处罚的长效机制才是惩治竞技体育恶意犯规的基本路径。

摘要:“德法兼修”理念是高校法学教育落实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立德树人高校使命的应有之意，其对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学教育的“德法兼修”与社会治理的“德法兼治”具有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新时代的法治人才既要从内心信仰法治，成为法治文明的接棒人，又要勇于投身法治实践，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践行者。只有在法律条文中适度兼顾道德精神，才能充分体现法治的温度和道德旨归。面对当前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的传统教育模式应用局限、跨学科交叉培养模式有待完善等现实困境，高校应依照“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的总体思路，以专业知识带动思政价值理念，并最终落脚于法治实践，实现知识育人、铸魂育人、实践育人的有机融合，在“德法兼修”的价值引领下构建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摘要:社交化打卡学习成为近年来流行的网络学习方式，用户通过“打卡”这一具有仪式性的行为，量化记录学习进程；通过他人的点赞或评论，赋予了“打卡”行为更多的社交属性。打卡的社交化进程，是一个从个体集结到虚拟群体的组成，最后产生集体认同的过程。当下，以打卡学习为代表的社交化学习，在学习效率、个人隐私、自我认知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产品、技术、用户等三个层面着手解决，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摘要:湘剧高腔是湘剧中最成熟、最富特色及代表性的声腔形式，其音乐蕴含丰富，地域色彩浓烈，可作为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的有效体载。一方面，湘剧高腔音乐传承有利于湖南高校文化建设，增强其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地域认同感、培养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另一方面，湖南高校也是当下能使湘剧高腔音乐得以继承、发扬的合适场合和重要阵地，二者相辅相成，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当代湘剧高腔音乐经过内容题材、舞美设计、声腔设计及伴奏乐队等多方面的改革，可以在保留传统戏剧进校园活动、创新传承方式、建立长效融合机制、加强湘剧高腔音乐美育课程建设以及利用新媒体开发艺术传承新形式等方面与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相融合，推动湖南高校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