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

摘要:天人关系问题是古代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命题，往往与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密切相关。《白虎通》天道观在梳理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作出了回答。它通过预设天道本体“人格神”的人格内涵，使天人之间产生了互动的可能性，天人关系由此形成了“人副天数”的链接，确立了“天王感应”下“君”的至尊地位，奠定了“尊尊”的基本关系范式，从而实现循“天道”以推“人道”的秩序性规定。《白虎通》天道观对“天”道秩序、天王秩序、人道秩序的规定，以附会的形式为人道纲常找到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建构。但该理论始终具有宗教性、等级性、封建性等局限性特征。

摘要:中国近代以体用范畴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继“中体西用”与“西化”论思潮后，梁漱溟以“意欲说”文化哲学对“西化”论展开了再否定，但却重蹈了体用割裂的覆辙。此后，熊十力通过“本心”本体论哲学建构对梁漱溟的思想予以改造与转进，从而以体用一致原则构建了一种堪称“中体新用”的中西文化融合理论模式，在唯心主义路线上完成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辩证综合的理论任务。全面梳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思想发展进程，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发展规律以及推进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集中体现，这一外交思想生成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亟待调整的时代背景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蕴含了立意深刻的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国家利益观的外交思想内涵。其中，国际秩序观表明了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与角色定位；国际责任观明确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程度，并据此确定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应综合考量的内容；国家利益观则凸显了国家主权安全这一利益的核心地位。

摘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摘要:以物流领域和AGV领域在2009—2019年获得授权的有效发明专利为样本，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专利分类号共现网络进行中心性分析，识别关键技术，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因子分析法对两个领域内专利授权量排名前20名的企业展开技术实力对比，并对企业进行聚类分析，寻求跨领域企业间合作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物流领域和AGV领域技术布局中均覆盖HAN、TRA、COM、DIG、TEL、CON关键技术；多家企业存在技术发展不均衡现象，影响了企业的综合实力。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同类知识嫁接型、技术互补型、协同创新型3种合作模式，以帮助物流和AGV领域企业寻找适合的跨领域合作伙伴。

摘要:基于中国知网硕博论文统计发现，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内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围绕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教育振兴、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不足，如成果数量增长迅猛，但总量与期刊论文、报纸刊文差距明显；成果受到较大关注，但影响力不大；成果中应用研究居多，而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方法相对传统，新技术新方法不被重视。今后硕士生和博士生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在视域层面要加强多学科融合，在内容层面要注重深层次研究，在方法层面要强化方法论构建。

摘要: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有利于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有利于调动申请执行人与律师参与执行的积极性，有利于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然而，律师调查令在适用过程中却出现了屡次遭拒、调查成功率低以及缺乏对拒绝调查的惩罚措施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法律存在真空，联动宣传机制不够完善，律师调查令不够规范。为了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需要修改法律，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令出有门”；加强联动，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不再遭拒”；统一规定，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规范出门”；加强配套措施的建立，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顺畅运作”。

摘要:电影《建党伟业》中有不少与辫子有关的情节与意象，这些情节与意象从1911年毛泽东理发延续到1920年辜鸿铭离开北大，贯通于《建党伟业》所叙历史。《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既是满清兴亡的标志，也是新旧体制与文化更替之象征。《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在材料取舍、线索拟建、人物塑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制作者们运用特定的影像技术，让“辫子”意象与其它类似的意象一起来实现既定的叙事目标。对这样的意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电影中的人物、事件与电影创作的原初意旨，也提醒观众对待传统与历史应有相对宽松与辩证的态度。

摘要: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能发挥深刻的社会纽带作用，有助于区域文化形象的建构，有助于作品审美价值的提升。相对于东北、河南、四川、上海等地，湖南方言文化资源和影视创意的融合方式比较单一，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明显不足，应该从挖掘湖南文化的独特性、丰富创作类型、突出湖南方言与普通话间的差异性、凸显湖南方言与影视时空的一致性等方面发力，对其进行拓展、提升。

摘要:庞朴发现“三”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并追溯其源头和阐释其涵义；他运用密码“三”开中国文化宝库之锁，提出 “三”即“尚中”，“尚中”即“和”之观点；他运用开了锁的中国文化宝藏反证密码“三”之存在，形成了其研究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理论体系。庞朴有关中国文化密码“三”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安仁县域，古为容陵县地；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容陵县划属阴山县。唐武德五年(622年)，以阴山县地原容陵县大部分地域，置安仁镇；后其行政、军事区划数次调整。北宋乾德三年(965年)，终以安仁场置县，县治始驻古城市；宋咸平五年(1002年)，迁县治于今址。

摘要:造物艺术史研究之中只有赋予造物艺术史以某种新意义、新价值或者新答案的论著才称得上是具有启迪意义的论著。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历史意识，更要求其在研究中把握好“源与流”“内容与形式”“历时性与共时性”“造物的因果律”等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能否准确把握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全貌，而且关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中复杂关系的揭示。造物艺术的历史，不只是物态的历史，还是一部与人有关的生产生活史。近年来，造物艺术史研究对这些问题和关系的探索，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新变化：一是研究方式从描述转向阐释；二是研究视角从核心转移到了边缘。

摘要: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屈原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遗民士人面对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局，纷纷举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其中尤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最力。三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王夫之探讨了君臣关系和屈原精神的实际作用两个经典论题；钱澄之秉承 “庄屈无二论”，理顺了庄屈连通的内在逻辑；屈大均作为屈原的后人，在“诗”“骚”关系、君臣关系、庄屈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三人不约而同地在儒家话语体系内评价屈原，其实质是对复归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呼唤。

摘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以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等为代表的逆时针时序叙事引人注目。于此，在由死亡开启的逆流时间中，作家强调生命的终结，凸显童年的存在，站到童年与死亡的两端深刻反思时间、存在与死亡之关系；同时，其时间返源的旅行也昭示了乡土作家身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迷惘之态。以生命观与文学观视之，乡土小说之逆时针时序叙事蕴藏着“向死而生”的力量，只是由于宿命主导、人性劣根、权力文化痼疾等原因，其能否真的绝处逢生有待商榷。就逆时针时序叙事之社会学效应而言，乡土小说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既为乡村现实及重大历史的探查敞开了多向度解读的可能，也为公共话语的打造和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

摘要:基于自然会话叙事语料，以“反正”为例，通过对其共时平面使用模式的梳理，探究其在会话叙事中的叙事标记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叙事提醒、叙事例举、叙事总结、叙事证实、叙事坦白、叙事补述及叙述者语气调节等七种语用功能。“反正”的语用功能建立在主观交互的情态和意图性信息交换中，叙/受述者根据信息量大小，彼此产生针对故事事件的共情，以此交互会话与叙事信息，形成叙事共情的语义缺省现象。

摘要:中国古人有名有姓有字甚至有的还有号，并且名、字和号意义相互联系。《红楼梦》中有字的人物共14个，其字和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且联系密切；人物的号，在《红楼梦》中包括人物的雅号、绰号和封号，这些号自成群体，文化意义非常深远。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字号群，杨、霍英译有较大差异，但二者译文中人物字号群的文化含义均未得到应有的体现，这给姓名文化的传递造成了一定损失，也给西方读者理解故事情节造成了一定困扰。中国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尤其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字和号的翻译需依据文化翻译理论，尽量使其文化含义得以有效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