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邻里互助”养老符合人权保障的内在逻辑，是贯彻实质法治的必然要求，其本质上是对老年人服务权利的保障。目前，农村“邻里互助”养老面临着经费不足、专业护理人才匮乏、服务质量偏低、缺乏有效的管理评估机制、应急处置制度尚未建立等问题。对此，需要建立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管理评估机制、人才激励机制、争议处理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等，修订和完善养老服务的内容及标准，以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长效发展。

摘要:随着依法治国在各领域持续深入推进，养老领域中养老服务机构的法治化具有时代必要。然而，一直以来，养老服务机构治理主要是内部管理自治与相关行政部门监管相结合，未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介入治理，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原则与治理实践在各环节上未能紧密融合，严重影响法治效能发挥。鉴于目前我国各地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水平存在差异，应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环节对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进行困境剖析，有针对性提出相应化解之策，促使新时代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规范，更有力地保障入住老人权益。

摘要:孝文化是古代社会调整代际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主要经历了萌芽、儒家化、法律化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本土孝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孝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应发掘本土孝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法理价值并引入立法，以隐形契约关系促使家庭单元稳定，以家庭伦理引导社会伦理发展，以孝文化的弘扬促进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将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相结合，以建构具有本土性文化特征的中国特色老年法体系；同时，完善文化、立法、司法、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树立正确的孝文化理念，实现硬法和软法有机衔接，发挥调解在代际亲属问题处理中的作用，实现个体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型过渡，以应对社会转型中的代际矛盾。

摘要: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于2020年上半年频发卫星，并计划下半年开启卫星网络公测，这意味着互联网将通过卫星通信技术实现全球连接。作为一种前沿科技，星链具备发射成本低、网速快、全球覆盖、商业价值大和军事用途广等特点。与目前备受关注的5G技术相比，星链在连接空间和特殊场景方面独具优势。未来，卫星互联网与地面基站之间的“星地融合”将成为万物互联时代的网络连接解决方案。以星链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技术，使传播信道发生新变革，带来了波及整个传播链的深远影响。其将建构天地一体的连接模式、万物互联的信息体系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并可能产生新的数据霸权问题，对我国互联网之治理形成挑战。

摘要:近年来，在政策扶持、技术推动下，由农村用户自主拍摄的“三农”短视频悄然兴起，成为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短视频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其在赋权农村用户参与信息流动的闭环，加快创新扩散进程，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补充传统媒体单一报道框架，展现更立体的“三农”形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此同时，“三农”短视频之低俗化内容损害农村形象，同质化内容造成审美疲劳，分发不合理导致信息遮蔽等短板和弊端也逐渐显现，其应该引起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进行大力调控。

摘要:影片《八月》以音响色调与文化记忆的缀合，对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的社会震荡和文化转轨进行了符号喻示；而无源音乐与个体情绪的互引，则触发了观众对工业文化的情感认同，指认了创作者有意识克制自我（创作）情感的内隐叙事形式。同时，影片还以有源音乐、人声与时代命运的无意识指涉，进一步表征了“国退民进”语境下社会集体的复杂情绪。该片多元、具体、富于文化内涵的声音符号，不仅在书写变革时代的文化社会学意义时给观影者带去了沉浸式的听觉体验，而且还为中国电影如何建立声音与影像有效互动的叙事机制提供了重要样本。

摘要:电影《送我上青云》从现实主义创作视角出发，运用反讽手法展示人物“青云路”上的困顿与挣扎，以荒诞手法反映让人无处遁逃的悲凉现实，以“和解术” 构型显现灵与肉、自我与他者的相处之道，其在演绎当下中国人生存的困境和障碍时，直击现实生活中矛盾和痛点，饱含着导演希冀从精神困境中突围、从物质惯习的胁迫中逃离出来的精神诉求。通过使用中国古典写意手法和符号，这一精神诉求表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为反思现代文明的症结提供了一种参考。

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舆情的呈现日益显在化，教育舆情的类型日渐多元化，教育舆情的演化日趋复杂化；与此同时，教育舆情处置面临着教育舆情风险不确定性增大、教育舆情冲突破坏性加重、教育舆情危机化解难度升高等诸多新挑战。应该针对当前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舆情生成与演化各阶段的特点，做好教育舆情态势的识别与研判，抓好教育舆情风险的预警与防范。同时，明确教育舆情危机应对的责任主体及其处置权限；及时发声，回应社会关切，掌控舆情走向；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平息舆情危机；妥善做好相关善后事宜，防止舆情反复及次生舆情事件的发生。

摘要:从工业增长水平、工业研发强度、政府支持力度、工业能耗水平、污染治理效率等5个方面构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模型综合评价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浙江、上海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优势明显，综合评价得分在0.8以上；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而西部地区相对较低。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模型，可将各省市划分为较高、一般、较低三大类地区，较高地区为上海、江苏、浙江等6个省市，一般地区为安徽、山东、湖南等11个省市，较低地区为河南、江西、陕西等14个省市。据此提出提升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打造工业产业分布集群；推进生产过程清洁化，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工业绿色设计，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快构建绿色工业体系，增强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摘要:欧美国家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与有效维护离不开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对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这些NGO在本国相关政策研究、输出本国文化、引导国际舆论、为境外机构与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参与所在国政治活动等方面有效弥补和增强了主权国家维护本国海外利益的能力。但大国格局下的NGO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如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法律监管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东道国和本国的双重利益损失。“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海外利益实现了极大的拓展，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挑战。对此可以借鉴和吸取欧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注重NGO在保护我国海外利益中的作用，探索“政府+NGO”的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新模式，扶持服务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的NGO发展，加强与国际NGO的合作。

摘要:失信联合惩戒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行业性、社会性、市场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主要被界定为规范性文件或内部行政协定，但这两种界定都是不准确的；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应为广义上的行政协定，同时，其也是我国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这一行政协助的重要表现形式。失信联合惩戒在形式合法性领域中存在两个问题，即联合惩戒的形式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以及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并不具有授权的功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需加强社会信用立法，以法定的形式确认联合惩戒；同时，加强法律授权制度建设，确保惩戒措施有法可依。

摘要: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强度补贴会显著降低政府R&D补贴的正向作用；民营经济比重的上升则有助于政府R&D补贴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2000—2018年，仅2005、2011和2013等三个年份的补贴强度过高，2007年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均处于合理区间。分区域来看，补贴强度过高的省份多达12个，且大多数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比重过低的省份有7个，且大多数位于西部地区；补贴强度和民营经济均处于合理区间的有北京、天津、河北等14个省份，而两者均处于不合理区间的有山西、江西、湖北等5个省份。因此，合理设置补贴额度、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优势，是真正发挥政府R&D补贴作用、实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摘要: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沈从文一生几经沉浮，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中的某种遭遇和走向。1966—1976年间，沈从文一家颠沛流离，他为此频繁写作家书。从“有情”和“事功”两个视角读解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家书，挖掘其潜藏在文本之下的话语蕴涵——乡土情结的重新阐释、家国忧思的深沉表达、生命意义的多重演绎，可以据此深入探析社会变动与文人心态之复杂关系。

摘要:伦理衰退和共同体解体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其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市场主体明显高于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土均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处于悄然消失中，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争之事实。通过想象和寻找乡土社会的“新乡愁”，希望可以唤醒尚未完全沉睡的乡村乡民，重新发掘出乡土中国的伦理式共同体。

摘要: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办学期间，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该月刊是“学衡派”同人刊物，办刊宗旨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继续坚持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月刊在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对话与沟通中，开始对日益泛滥的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主张科学人文化。月刊在科学时代对人文价值的追寻与坚守，极具前瞻性；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在今天也颇具启示意义和价值。

摘要: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虽然突破了以往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其“场域”概念界限模糊，“惯习”概念具有“决定论”倾向，“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无法解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等。如仅借鉴社会实践理论来研究翻译现象，会导致译者行为研究出现片面性。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能使中观“翻译网络”与宏观“翻译场域”相互补充，以“译者能动性”弥补“译者惯习”之“决定论”局限，使翻译研究采用行动者与过程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从而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更科学、更系统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