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湖南省株洲市8所高校近3000名学生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知度总体上较高，但认知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与手段滞后。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应努力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网络普及化的复杂环境，在认真研究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现状基础上，树立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引入贴实入心的教育内容，运用实用有效的教育形式，以提高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水平与效果。

摘要:以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伟业中孕育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具有强烈的先进性，是当前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将“红船精神”融入其中具有重要价值，既可以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平台开辟其传承和弘扬的新渠道，又可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更好培育时代新人。在“红船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其必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重重挑战，必须因时而异、因势而变，创新融入路径。首先，抓好灌输硬手段，将其融入课堂教学；其次，利用文化育人软方式，将其融入校园文化；再次，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将其融入网络新渠道；最后，注重实践养成，将其融入课外实践。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和世界发展战略的高度所提出来的新理念，为解决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云不散、区域之间文明隔阂与文明冲突依然存在、世界经济逆全球化思潮逐步抬头诸因素的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的风险与挑战。“大统战+”既能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源充沛、联系广泛等独特优势，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借助相关积极力量，其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着力形成“大统战+宣传”“大统战+文化”“大统战+经济”和“大统战+社会服务”等工作合力，推动世界人民勠力同心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对红色文化作出了重要论述,回答了“红色文化从何来、有何用以及如何弘扬”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红色文化观分析了红色文化筑基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奋斗实践的生成维度；阐明了红色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以及筑牢人们理想信念的价值维度；指明了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要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的实践维度。新时代，深刻学习把握习近平红色文化观的生成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对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要:马尔库塞为了找到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原因，试图从构建完满丰富的感性人性入手，以培养出不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操控的自由主体为目标，走上了一条审美政治解放之路，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未来观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重新解释了《手稿》，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于审美人性的复归之上。他揭示了人性中包含异化和超越两种向度的可能性，而这两者之间必须通过人的此在本身的存在——“劳动”作为中介进行联系。马尔库塞将人性中的情感解放的哲学起点定位在劳动的哲学概念上，在人性的内部寻求异化劳动的根源，从而放弃了对私有制结构的深入研究。他把人性定位在劳动中自由、自觉的人类审美精神本能，缺少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底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启了马尔库塞以后的“人性—美感—爱欲—游戏—新感性—新左派—审美之维”的政治美学研究路向，其美感政治学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境遇中人的生命与资本流通之间的张力问题研究具有时效性。

摘要:大数据、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催生了人工智能传播的范式，改变了当前的新闻传播生态，带来了新闻传播在实践、价值观念和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处阶段以及人工智能传播治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人工智能传播引发的传播秩序失范问题正在加速解构和重构社会，改变着当前的社会关系。就目前阶段而言，人工智能自始至终依附于有生命体的人而存在。如果传播秩序由技术而不是由人来主导，就急需反思人类本身存在的意义和新闻传播发展的合理性问题。当前，面临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秩序失范问题，亟待通过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等手段来实现人工智能传播规范化治理。

摘要:5G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智能家居、8K视频播放器、可穿戴设备等各类搭载5G智能连接的电子设备将走进千家万户，“万物互联”时代已经连续到来。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潮头，中国科学传播的整个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终端、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传播观念与时俱进，传播主体改弦易辙，传播形式日新月异，传播内容万象更新，赋予了中国科学传播工作全新的历史使命和传播生态。研究5G赋能下中国科学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整个传播体系，洞察传统媒体新兴媒体智能媒体构筑而成的全媒体科学传播发展脉络，总结科学传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此基础上构建5G赋能下中国科学传播的最佳化最优化传播体系，有助于为中国国民科学素养进步与提高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方面作出实质性贡献。

摘要:外卖骑手已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城市空间穿梭，突破从恐惧空间到征服空间的阈限；他们在“赶工游戏”中重新注入工作的意义，但仍陷入劳动规训的幻象之中；有限的互动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身处底层带来的孤独、无助，他们无法在城市中获得人格的尊重感、栖居的安全感和家的归属感，留住他们内心的家园始终是有家人生活着的农村。

摘要:贾樟柯电影从其独特的县城视角出发，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日益凸显的城镇化现象进行了审视与书写。在其电影视野中，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面临着物质和精神双重破败的命运，城市沦为陌生而戗害异乡人之所，而其中流动的人们则经历着由反抗走向悲剧的痛楚。

摘要:互联网赋权下，段子文化日趋兴盛，段子文化的研究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检索知网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段子文化研究从研究进程看，其经历了兴起与发展两个阶段，2003—2009年是兴起阶段，2010年至今是发展阶段；从研究主题看，其主要包括段子的概念与成因、段子的特点与创作、段子的意义与作用等；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看，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展开的研究最多，研究方法以个案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为主，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摘要: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摘要:我国对于职场性骚扰的立法不足，导致在法律实务中对职场性骚扰的认定只能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立法仅原则上规定了用人单位对职场性骚扰防治的义务，用人单位在防治职场性骚扰过程中，往往因劳动规章制度内容和程序的瑕疵、工作场所内监控设施使用不当、内部调查取证中侵权和用人单位对行为人不当处理等陷入困境，面临法律风险。我国应对职场性骚扰进行专项立法，制定《职场性骚扰防治条例》，明确界定职场性骚扰，细化防治义务，明确雇主责任，规范雇主惩戒权，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应增强法律意识，通过订立详尽的劳动规章制度、提高职场透明度和建立有效的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公平和谐的职场环境，有效防治职场性骚扰，实现劳资利益双赢。

摘要:南海岛礁主权争端涉及多方利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也涉及周边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甚至牵涉到各大国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复杂的海疆争端之一。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问题需遵循国际关系法治化原则、衡平原则及时际法原则。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可通过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调解等外交途径，联合经营模式等共同开发途径，以及国际法院、国际仲裁程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殊规定等司法途径，来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维护中国的合法利益与南海的和平稳定。

摘要:胡丘陵的作品被称为“后政治抒情诗”代表性文本，他的作品有着浓重的历史意识，其在历史的褶皱深处发掘人性的光辉，用全球化的视野和人性的光辉照亮读者的心灵；同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作品艺术性、政治性和抒情性的高度统一，使得他的作品既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厚度和精神的广度，又在保持思想高度和作品纯度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寓含了散发着诗性光辉的生命情怀、悲悯精神与世界意识。

摘要:《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其基本功能是建构一个“叙述者框架”，这个符号表意框架将整个叙述构筑成为有意义的整体。无主体性的女性形象是男性欲望话语的能指符号,介于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书斋是生命激情与文化规训矛盾的空间隐喻,“谁看”与“谁说”的区分意在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叙述的统一，凸显《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之叙述声音，传达出 “现实主义”叙事意趣。

摘要:霍桑是美国19 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也是一位思想复杂而深刻的作家。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其小说可以看出：他始终如一地把对人性阴暗面的批判以及对伦理道德困境的审视与思考贯彻于自己创作的始终；其作品通过从不同角度对人心之恶的揭示与对道德嬗变过程的书写，呈现出道德自律对人自身、他人命运以及社会的影响的重要性，他希望从人内在的力量出发去寻求一种有效的罪恶救赎方式以及一种解决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的途径；其小说既富有现实批判精神，又兼具寻求社会和谐的审美特质，因而焕发出迷人的思想与艺术魅力。

摘要:经历乾嘉苗民起义的震动之后，清廷转变治理思维，其在军事防控外，实施了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文化治理是其中之一。具体表现为其通过加强王朝认同、兴办学校、敕封神灵、发展科举等文化策略治理湘西苗疆。清廷在湘西苗疆实施的文化治理涉及湘西苗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渗透于苗民日常生活之中，其改变了湘西苗疆的文化发展脉络，构建了新型社会秩序，深层次地改善了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巩固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